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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皇权唯法独尊

唵·心存宇宙生生不息演化唯法独尊物质不灭哈哈哈…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中国“体制”在哪里?在文化“酱缸”里  

2017-06-25 14:20:3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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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体制”在哪里?在文化“酱缸”里      中国“体制”在哪里?在文化“酱缸”里 - 黎鸣 - 黎鸣的博客

 

几乎所有中国从事改革研究的人们,无论是从事政治改革、经济改革、教育改革、医疗改革,等等一切改革研究的人们,几乎全都无不异口同声地指出,中国问题是“体制”问题,中国的“体制”不改,所有的改革都将不可能成功。也即是说,“体制”问题,是中国所有问题之中最关键的“本质”问题,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无可否定的“共识”。然而,这个所谓中国的“体制”,究竟它藏在哪里呢?大家的看法,就非常不同了,而且很多是非常错误的。弄得不好,中国将可能立即分崩离析,四分五裂,五千年中国将不复存矣!

从现实的大量讨论文章、发言、诅咒、谩骂之中,我们发现,人们全都几乎异口同声地在说,一切都在“政治体制”必须改革,也即是说,如果中国的“政治体制”不改革,那么所有一切的改革都将不可能成功。问题便出来了: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,就是上面说到的中国的“体制”问题么?两者是共同的一个问题么?那么是否中国当今的最重要的问题,就只是必须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?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很有问题的,甚至是很可怕的。

上面的两个结论,中国问题的关键在“体制”问题,以及中国当前迫切需要的改革是“政治体制改革”,我都同意,但有一点不能同意,即把中国的“体制”问题完全等同于中国的“政治体制”问题。实际上,中国的“体制”问题,要远比中国的“政治体制”问题更纠结、更严重、更惑人,更顽固,更具有问题的源头性,因此也更需要首先获得改革。前者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积重问题,后者是近现代中国具体的政治结构、程序、功能问题。这么说吧,我可以告诉我的亲们,即使今天进行了所谓政治体制的改革(先别说尚不太可能进行这种改革),我也完全可以断言,这个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绝对地是不可能成功的,甚至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严重崩溃灾难的开始,甚至将完全不可能收拾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前面的那个“体制”并不等于后面的“政治体制”。我今天的文章,就是要告诉我的亲们,这两者之间的关系,以及真正重要的是首先必须立即全面进行“体制”改革,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相机进行“政治体制”改革。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、孰缓孰急、孰安孰危,必须首先从逻辑理论上弄清楚,否则,中国的大难将不远矣!

中国的问题,既是历史传统积重难返的问题,同时又是当下进行急难操作的具体方法问题,二者相互杂错、彼此纠缠。用中国的老话来说,前者是问题之本,后者是问题之标。想要改造中国,首先必须务本,从本源上清理中国的老历史传统问题,然后才可能比较安全地解除当下表层的标的问题。解决问题的方法论,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问题,方法论是发生论与认识论的密切的综合,只有方法论掌握正确了,改革的问题才可能做到事半功倍,否则,就只能事倍功半,甚至功败垂成,最糟糕的是,自我毁灭。还是让我们回到老子“一、二、三”效应的全息逻辑法则上来吧。因为老子全息逻辑的方法论,才是世界上真正最正确、最稳妥、最安全的方法论——永远让自己在安全中前进,而绝对必须避免人死国亡的蠢事发生!如果最后人都死了,国都灭了,一切都完蛋了,还谈什么改革和前进?

首先我们必须问:什么是人们所谓的“体制”?这个词汇实际上已经被中国人用滥了,有人能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吗?我看没有人,或很少会有这样的人。因为中国的文人们之中,绝大多数都是孔儒文人,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最起码的哲学逻辑思维基础。即使他们从西方哲学之中学到了一点皮毛,会背诵大量西哲语录,却没有能力真正运用到这个问题的分析中来,更何况西方哲学本身也缺乏真正解决这种问题的工具,换言之,我确信,只有老子有。此外,诚如我早就有言,西方哲学到了今天,事实上也早已终结了。今天的西方人自身都已深陷入严重资本主义的纠结,处于难解难分的严重困境之中了。利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,是绝对不能行的,前苏联严重的分崩离析,根源正来自乱用西方人的方法。中国人如果用西方人的方法来处理中国问题,中国的命运,将会更糟糕,甚至还不如俄国人的下场,弄得不好完整的中国将不复存在。今天不少文人的“尊孔”、回归“国学”,大肆情绪性地诅咒“毛”,一味宣扬西方事实上“带病”的“民主”理论,实际上会如同《三国演义》中误事的蒋干,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势必加速中国灾难性的分崩离析。

真正一个国家的“体制”是什么?是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们的最共同言说的习惯、行为的习惯、思维的习惯,以及相关的总的“潜规则”的习惯。尽管这个国家会有他们的制度、宪法、法律等,但是这些文本上的东西,或许对于西方人来说会有较高价值,因为西方人具有重视原则性问题的宗教、哲学文化的传统,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,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一纸空文。中国人永远都只会“拜偶像”,或者按照近来有人所提到的,中国人具有他们永远顽固不化的“潜规则”。中国人的这些最共同习惯的“拜偶像”的“潜规则”,其实就是中国人的“体制”。认真地讲,正是这些“拜偶像”的“潜规则”所贯穿的全部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的活动,形成了中国人总的社会“体制”。而且无论文化、政治、经济,全都具有它们自身的例如文化“偶像”的“潜规则”、政治“偶像”的“潜规则、经济“偶像”的“潜规则”。正是这所有的总的“偶像们”的“潜规则”,形成了中国国家、社会、民族的总的“体制”

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,那么可以说,文化的“潜规则”,即是中国人普遍擅长“说谎”的总习惯;政治的“潜规则”,则是中国官方永远对于下层民众“禁言”的总习惯;经济的“潜规则”,则是永远中国人普遍“服礼”的总习惯,也即永远按照等级主义“礼制”的阶梯来分配社会财富的总习惯。大家会注意到,这三者,恰恰是我前面的一篇文章之中所讲到的,这是中国历史之中永远都改变不了的“三大社会罪恶”,其实也可以说是“三大社会弊病”、“三大社会潜规则”。正是这三个东西,共同构成了中国所特有的总的中国历史中的“体制”,或者说这其实就是大家普遍认识到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“官本位”(活“偶像”)控制一切的“体制”。这个官本位的“体制”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国家总的“体制”,说白了,即中国人和中国社会(天下)的总的传统历史惯性。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历史的惯性,绝对不是靠几个关于制度、宪法、法律进行修改的文本即可以改造的。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学者,例如鲁迅先生的话来说,这也曾被叫做是中国人普遍的“国民性”。具体再重复一遍,这是什么“国民性”?这是中国全体(无论上下)国民普遍的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说谎”性、“政治禁言”性、“经济服礼”性。或者索性说:永远“拜偶像”的“官本位”的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“模式”、总“体制”。

上述“拜偶像”的“体制”、“模式”、“国民性”,乃至“官本位”的惯性,说法虽然不同,实质却是一个,即中国人历史中永远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传统”、“政治传统”和“经济传统”的总传统,两千多年来,从秦皇汉武开始,这样的“国民性”、“总传统”,就已经逐渐严重地形成了,它们的总源头,即是孔丘及其儒家、儒学、儒教的总的“拜偶像”的意识形态的“文化传统”。关于这一点,人们完全可以理解。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,从秦皇汉武开始以来,中国人的政治、经济,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漫长的时间之中,全都发生了无数次的变化,包括改革,甚至革命,改朝换代,但是,中国人的永远“拜偶像”的孔儒“文化”,却始终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变化。只要人们全都接受了孔丘及其儒家、儒学、儒教的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传统”,那么,贯穿它们所有朝代的“体制”、(官本位)“模式”、“国民性”,等等,就将实际上是变化极微的永恒的东西。这说明了什么?这恰恰证明了老子全息逻辑的总的结论:“文化决定论”。实际上上述的政治变化也包括近代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“革命”的历史过程。即使这个“革命”曾经是那么地激烈,无论是国民党大杀共产党,还是反过来共产党大杀国民党,都曾经死去了数百上千万人,他们的政治革命尽管激烈,但只要中国文化回归孔丘及其儒家的“拜偶像”传统,中国人传统的“体制”就又完全复位了。

很可惜,两千多年来的统治者,几乎就只有一个人曾经意识到了中国“文化传统”的“拜偶像”的“官本位”问题,他就是毛泽东,然而也仍然非常可惜,因为同时也正就是毛泽东本人恰恰把他自己当作了中国人惟一的新“偶像”,中国人始终都无法拒绝“偶像”,没有“偶像”的中国人,会永远不知所措。然而,尽管如此,当毛泽东最后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,也已经非常晚了。他的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,与其说是在“革”国家“体制”的命,不如说是在“革”中国人的“命”,而且他所达到的效果,也是完全相反,他想“打倒孔家店”的“拜偶像”,结果却是“孔家店”打倒了“他”这个新“偶像”。甚至更为戏剧性的是,他从被人们呼喊“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”、“万寿无疆”的“偶像”完全颠倒地变成了中国最大“魔鬼”、最不不耻于人类的最暴虐的“偶像”。这里所反映的,正就是中国人的彻底“拜偶像”的“国民性”—“潜规则”—“模式”—“体制”的问题。中国人“拜偶像”的“国民性”以及中国人的“潜规则”、“模式”、“体制”:永远文化说谎,根本不考虑任何人人(精神)自由的逻辑真诚的问题;永远政治禁言,根本不考虑任何人人(人性)平等的真理信仰的问题;永远经济服礼,根本不考虑任何人人(人格)自主、自律的知行合一、求知规律的问题。遇到了这样的永远“拜偶像”的国民的“国民性”—“潜规则”、“模式”、“体制”,谁都不能不认真地坐下来思考一辈子。至少我就已思考了四十多年,今天仍旧还在继续思考,今天我的文章,就是我的思考了四十多年的一个结果。

为什么我不说中国“体制”即等于中国“政治体制”?道理很简单。回看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政治的历史即一目了然。中国的政治改变了多少回,革命了多少回?可是,中国的永远“拜偶像”的“孔儒文化”改变了吗?一个不改变文化,而只改变政治的中国的“政治体制”改革,它们绝对会是一个个只能失败的改革。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就是最雄辩的证据,包括国民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,全都是如此,今天不得不重新又回归到面对中国传统“体制”的问题上来了,而更糟糕的是,今天的人们索性又“尊”起“孔”来了。

正是因此,我没有参加今天大多数人们几乎全都在参与的诅咒毛泽东的“口舌运动”,这其实是永远都只会“拜偶像”的中国人的必然性结局的情绪化的“口舌运动”。中国人最匮乏什么?最匮乏需要“原则”的哲学理性的思维和讲理的言说。相反,我却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所有的“皇帝”之中,几乎可以算是惟一的一位具有一点儿“哲学”眼光的了不起的“皇帝”。他敢于“孤注一掷”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,这就是一种在全人类历史之中几乎是完全“史无前例”的伟大的英雄气概。虽然他失败了,而且失败得非常悲惨,不仅是他个人的悲惨,也是全体中国人跟着他一道的悲惨。

在我看来,他也不可能不失败,不可能不悲惨,因为他只看到了中国“体制”(“拜偶像”的“国民性”、“潜规则”、“模式”、“官本位”等等)的问题,却没有找到解决“体制”问题的办法。例如他就曾说到,中国人的“球籍问题”,这是什么问题?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“文化传统”的严重反文明(“原则”)的(只有“拜偶像”的)“体制”问题呀!可惜他所运用的方法,马克思列宁主义残酷的“阶级斗争”方法,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,反而还更把中国人害惨了,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“阶级斗争”的“原则”是一个根本错误的“原则”,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符合人类哲学理性的真理原则。但也必须指出,马克思的方法虽然错了,毕竟马克思共产主义的“反资本主义”的大方向,却是正确的,这个问题今天暂时不谈,今后它仍旧会是全世界人类不能不面对的一个更巨大的问题。

很显然,两千多年来,中国人的政治,始终都在不断地改革,乃至革命,甚至根本就是大量杀人的改朝换代,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几乎就是大量地杀人,是真正的“革(人)命”,但是由于中国的永远“拜偶像”的孔儒“传统文化”依旧,所以按照社会历史的必然的“文化决定论”规律,中国的政治也就永远都只能回归传统的禁言政治,同样中国的经济也都只能回归传统的服礼经济。说白了,“拜偶像”的文化说谎、就将必然带来“拜偶像”的政治禁言、就将必然带来“拜偶像”的经济服礼,从而,中国永远都只能在完全相同的中国“体制”之下全面、彻底、深刻地“恶性循环”,以至形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的永远巨大悲剧性的结局,其实何止是悲剧的结局,更应该说是中国人永远悲惨的命运。

我为什么要坚决地“反孔”,甚至“灭孔”?根本的原因就是我深知“文化决定论”的全息逻辑的完全、彻底、深刻的必然性,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反抗成功的绝对的必然性,所以我要坚决地把孔丘及其儒家、儒学、儒教的永远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传统”送进坟墓,使之成为古董,使之成为永远都不能超生害人的古董。因为只有这样,中国人的历史才可能有望获得自由,获得民主、获得新生。我正在进行的,才真正是对于中国“体制”进行的一场革命,一场中国人不能不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对于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”的彻底思想的“大革命”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,才可能是真正完成毛泽东未竟的事业,即把真正意义上的坚持哲学理性“原则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到底。

我上面所说的究竟是什么?是在告诉我的亲们,中国的“体制”究竟在哪里?它正就在今天的人们还在盲目地叫嚣要继续继承的孔儒的永远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传统”的“酱缸”里,正在所有中国人自身的言、行、思的顽固不化的传统的总的习惯中。

至于中国当局的“政治体制改革”,诚然也是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。因为事实上,近半个多世纪以来,尤其近三十多年来的政治,其实早就已经在偷偷地回归中国政治的传统了。不管怎么说,毛泽东在世的日子,政治的禁言虽然也一仍如旧,依然继承了中国过去的传统,但毕竟经济的服礼,稍有不同,或者还处在回归传统的路上。传统经济的加速回归,是在邓小平的努力之下进行的,更在今天已经达到了最高潮。不管怎么说,毛泽东的“反孔”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,可惜,毛泽东并没有真正看到孔丘及其儒家才是中国人的“拜偶像”的“官本位”的“体制”的“总根”,他只看到了孔丘及其儒家的“无用”,所以毛泽东才会有“孔学名高实秕糠”的轻描淡写,甚至还更加错误地想要利用古代法家的路线来反对孔儒路线。法家的本质是什么?依然是儒家呀,是以暴力“服礼”的儒家呀!

认真地讲,在毛泽东时代,虽然进行了“批孔”,但是却远没有真正触及到孔儒“文化传统”关于中国“拜偶像”的“官本位”的传统“体制”的要害,而更糟糕的是,毛与他的“四人帮”居然充当起中国当代的法家来了;什么是中国古代的法家?他们其实是中国古代儒家中的法西斯呀。正是因此,当毛泽东一去世,孔儒“拜偶像主义”的复辟几乎就立即卷土重来。毛是在1976年去世的,然而八十年代便立即有人以批判“五四”的名义,高高举起了复辟孔儒“拜偶像主义”的“文化传统”的大旗。令人非常奇怪的是,竟然是由台湾自由主义领袖殷海光先生的弟子林毓生的书《中国意识的危机——“五四”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》首先在中国大陆为孔儒的“拜偶像”的“文化传统”叫魂,因此而事实上扮演了把港台新儒家引进中国大陆的“急先锋”。到了今天,这已经是一发而不可收,成为了当今大陆中国巨大的复辟孔儒运动的几乎发狂的坏形势。孔儒的复辟,其实就是中国“拜偶像”(“官本位”、“国民性”、“模式”、“潜规则”等等)的“文化传统”的总“体制”的全面复辟。认识不到这一点,就是根本不懂得老子的“文化决定论”的伟大的社会历史规律。

正是因此,我今天的文章,就是要专门告诉我的亲们,中国的“体制”在哪里?它正就藏在中国孔儒“文化传统”的“酱缸”里呀!当今最头等的要务,即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“酱缸”,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健康的文化。只有具备了健康的文化,才可能会有健康的政治和经济。如此做来,似乎缓慢,但却稳妥,实际上只要方向坚定,步步为营,首先把全民文化教育的改革扎扎实实地做好,以后的政治改革、经济改革,全都将会水到渠成。这才是老子“文化决定论”方法论的全息逻辑正确性的必然的历史结果。

最后简单结语一下:真正最重要的中国“体制”改革,应该是尽力解决“文化说谎”、“政治禁言”和“经济服礼”这三大中国历史传统恶习。所谓中国的“体制”,基本上即藏在了中国人普遍的这三大“恶习”,或“潜规则”之中。中国人能够克服这三大“恶习”吗?这才是当下中国最难办的“体制”改革问题呀!2016,2,24.——2017,6,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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